古语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清道光十九年(1839)，鸦片战争之前夕，邓湘皋(1777—1851)先生寓居长沙，正在编辑《沅湘耆旧集》的时候，发现了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大喜过望，遂开雕于长沙”，收船山经部著作十八种、一百五十卷，率先署名为船山遗书》，卷首并附船山著述总目，分别注明已见、未见。考其规模，实为系统编印船山著作之首创。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晚年定居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是明末遗民，是抗清的积极分子，湘皋先生说他“生当鼎革，自以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故国之慼，生死不忘，其志洁而芳，其言哀以恩，百世下犹将闻风兴起，况生同里闬亲，读其书者乎?”并高度推誉王船山“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炎武)、黄(宗羲)两先生。”

　　自邓湘皋第一次大规模刊印《船山遗书》后，使一位“其书仍湮灭不传，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的王船山，顿成显学，光炳中华，正如桐城派后秀姚莹在《南村草堂文钞》中所说：“其大者尤莫如表彰衡阳王先生久晦之书，与顾黄诸老并列”。此真灼见确评。

　　邓湘皋缘何如此推崇王船山，自是船山著作的精髓与湘皋先生是灵犀相通、同气相求的。只要稍为认真地阅读一下《南村草堂文钞》，就不难发现：邓湘皋也是一位骨子里反对满清皇朝、爱祖国、爱民族的坚贞志士，是一位忧国忧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伟大思想家。

　　邓湘皋先生生当满清皇朝由盛转衰，特别是他晚年目睹“逆夷猖獗，普天同愤”的国情，自称“草野迂生，忧处林莽，日怀杞忧” ，因而站在爱祖国、爱民族的立场大量搜集撰写了明末清初不少忠烈的楷模。其中《祀何忠诚公于湘潭流水桥议》，细腻生动地描述了明督军何忠诚公(即何腾蛟)殉节湘潭，张熹宦与老僧沿河寻得何忠诚公之屍，葬之流水桥岸双柳树下，“主帅死忠，裨将收骨”的史事，并赞美何忠诚公“撑持残局，尽瘁湖南，其心则崖山之心，其志则文山之志，与史忠公之殉扬、瞿忠宣之殉桂同例”。其他如：《书楚宝增辑熊襄愍传后》、《书楚宝蔡忠烈公传后》和《重修朱子五忠祠续修十忠祠记》、《邵州前后五忠祠记》、《宝庆重修召伯祠议从祀各官职名记》等篇，对湖南、邵阳古代忠义之臣共计216名，或书其节烈之事，或录其爱民之诚，其用心与王船山先生之志何异!

　　早在1914年湖南船山学社成立时，著名学者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为汉族前日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为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这就把传统的民族主义转化为现代的爱国主义了。邓湘皋民族气节观，也正是他爱国热忱的自然流露。他晚年在《与人言洋事及资遣流民论》中，表述得淋漓尽致：“窃以为今日之计，安内方可攘外，制胜当在出奇。朝野上下，早作夜思，撤膳减奉，大开言路，广求异才，上下戮力，中外一心，刻刻以灭贼为念，悬重赏以购死士，立重法以惩汉奸，严保甲以清户口，科丁壮以充什伍，亟捐输以储军实，勤训练以补亲军，沿海郡县男子皆披囊鞑执戈挺，女子皆备扉屦操馈銄，又得忠信果敢，素有威威而国体，摧衂如此之甚哉!夫竭缯币以奉强敌，此南宋偏安小弱、苟延旦夕无可如何之覆辙，不谓煌煌天朝，据中国全胜之势，甘自蹈之，捐百万之金钱，以资逆宼(指南京条约赔款)，俾之畅然内地，豢养匪徒，始犹日汉奸也。继而嚼我卒徒，又继而我将弁，使我之左右皆为其耳目腹心而不可制，逼处则暗通消息，临阵则各保首领。闻镇海宁波之失，皆坐兵卒不用命之故。谁倡此议，其肉可胜食哉!”他对当朝那些提倡割地赔款之昏臣，恨不得嚼其肉也。这充分说明邓湘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民族气节观是非常可佳的。

　　邓湘皋的《南村草堂文钞》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宋中兴四将论》。他对史书的称张(俊)、韩(世忠)、刘(锜)、岳(飞)为南宋中兴四将，大有感慨。其中独崇岳飞，谓其‘好贤礼士，流览经史，文武全器，仁智并施，为岳飞者，古之名将百不见一，加以勇鸷绝伦，精忠贯日。豪杰向风，士卒用命，使贼桧之计不行，班师之诏不下，痛饮黄龙府，中兴之业未可量也，何至靖康之耻，终宋之世，不能刷哉!”这完全是借古讽今，为自己的同年林则徐有禁鸦片之绩，有御英军之功，反遭远戍伊犁之谪的事大鸣不平，所以将人人皆知的抗金英雄岳飞搬出来大加推崇，此种胆量和胆略，非有大智大勇的爱国主义精神，孰能撰此雄文?!用湘皋先生的话说，就是“数月以来，朝廷不见大赏罚，阃外不闻大号令，此草野褐夫(湘皋先生自喻)所为人扼腕太息，欲叩九阍而一陈者也”，其爱国忧民之心，何其壮哉!

　　——原载《新化工作》与《文化旅游》

　　(杨德湘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