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茫茫山野

基地里的猕猴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读初中。每个寒暑假，我不是补习功课，而是进生产队争工分。有一个暑假，我一直跟着社员爬上一个叫瑶人界的山岗炼山整地，开垦玉米地。

所谓炼山整地，就是把生态林全部砍倒，晒干，一把火烧了，开垦出坡土。炼山整地，是全队男女老少都喜欢干的活，因为散工后都可以担一担柴回家，一举两得。

烧山，最怕的是走野火。为了防止走野火，四周都扫出了丈余的防火道，选择无风的晴天放火，而且是放坐火，即从山坡的顶部点火。放火那天，生产队的劳动力全体出动，我也去了。两人爬上坡顶点火，从中间往两边点，其余人分两伙，站在两边防火道的下面，拿着鲜松树枝，随时准备扑灭飞过防火道的火苗。“走火了！”我第一个冲上山坡打火。拼命地打，忘我地打，直打了十几分钟，把野火扑灭，但我的左腿却被什么划开一条大口子，足有三寸长！堂哥嚼了口草药，给我封了血。那天，社员们都担着柴回家，我却只能拄着棍子空手回家。好了伤疤，我至今没有忘记那种疼痛。

我最难忘记的是第二年秋天去玉米地里赶野猪。炼山整地的次年春天，生产队在开垦的坡地上种了玉米，同时撒播了绿豆种和小米种。进入秋天，玉米抽穗，继而长出包谷。这时，野猪出现了！每天晚上，野猪进入玉米地，不但吃包谷，还糟蹋包谷、绿豆和小米。别无选择，队长决定派专人夜守。这位专人是我的堂哥。于是，堂哥带上被子，在包谷地里的灰屋里扎了床，再在灰屋一角挂上竹筒，放上木锤，用于敲击赶走野猪。堂哥家距玉米地约三公里，他晚上睡在灰屋里，白天回家搞劳动。那个星期六（那时没有双休日），堂哥上山时看到我，要我陪他上山赶野猪。我说没有吃饭，他就等我吃了饭。我跟着他爬山到达玉米地灰屋，走了一个多小时，天已经黑了。那是一个星星眨着眼睛的夜晚，我好奇地数着星星，堂哥坐在床边抽闷烟。他抽旱烟，卷喇叭筒抽。他抽完就卷，卷好就抽，吞烟吐雾，像是有吐不完的沧桑。不一会儿，我进入了梦乡。“哦嗬！哦嗬······”伴随着木锤打击竹筒的咚咚声，我被惊醒。但是，我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候，什么都不属我，唯有睡眠是属于我的。在最黑暗的五更时分，我被堂哥摇醒，他在向我耳语：“有人偷玉米，快起来！”我翻身爬起，堂哥又轻声说：“跟我下山，不要弄出声音来。”我穿好衣服，钻出灰屋，跟着堂哥潜下山。我们不是从玉米地下山，而是横过去，从另一条山沟下山断盗贼的后路。我们等在那条唯一的出山小路上，等待玉米盗贼的出现。不一会儿，盗贼出现了！堂哥打亮手电，照着盗贼。

“安叔！”我不禁叫出声来。安叔，我们的堂叔，另一个生产队社员。安叔前年送过父亲，去年丧妻，家有久病不起的老母，下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都在读书，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确实接不开锅。堂哥愣住的当儿，只见安叔向我们走近几步，跪下了！我连想都没有想，向前去扶安叔，但安叔哪里肯起来，直到堂哥前来扶他，他才起来。安叔被扶起来后，一声不响，丢下那个白色尿素袋子，绕过我俩，走了。

“站住！”堂哥话音刚落，安叔站住了，一动不动地站着。我走去拉住安叔的手：“安叔，把玉米背回去。”安叔来不及反应，堂哥已经把那袋玉米送到了他肩上。安叔扛着那袋玉米走了，消失在黑暗中，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情。

不久之后，我成为“社来社去”大学生，没有再去过那片玉米地，也没有再见到安叔。一九八三年，我在一所山村中学教书，一次回到家里，听堂哥讲，我们大队分了田土，但那片玉米地属于大队的公山没有分到户，而安叔一家，蒸发了：他母亲已辞世，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最小的儿子读大学去了，他本人转包了田土，离家出走了。

二000年清明节，我去瑶人界给曾祖母扫墓转身回家，还没出山，远远地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动不动地站着，我还没有认出人来就听到声音：“贤侄，挂青（扫墓）来？” “啊，安叔！”久别重逢，叔侄格外亲热，我俩席地而谈。

安叔告诉我，他儿子在海南工作，成了家，有房子有车子，也添了孙子，这次特地回来扫墓，儿子开小车回来的。“我看见你挂青去了，我在等你，你弟下了山，在小车里等我。”交谈中，安叔特别打听堂哥的情况。那位堂哥，就是当年那片玉米地捉贼的堂哥。

一九九三年，堂哥离了婚，带着一个女儿生活。一九九五年，堂哥的父亲被毒蛇咬伤致死。一九九八年，堂哥的母亲中风偏瘫，母亲身边还有一个患脑瘫软骨病的弟弟。堂哥主动和母亲、弟弟一起生活，承担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

分手时，安叔给我四百元人民币，说是给我去年做建房酒补个礼。我去年建房，小工的日工资十二元，邻居的贺礼是十元，安叔的这个礼实在太重了些，但我理解他，便毫不犹豫地收了。他还托我搭四百元钱给堂哥，我也接了钱。我没有忘记要了安叔的电话号码。我情不自禁地送他到小车边。啊，宝马！四十多万元的宝马车！伟大的时代，每个家庭都可能发生巨变。

以后，我和安叔常通电话，大多是他打给我的。他再没有回来，说轻度中风，行动不便。他好几次邀请我去海南，我都拒绝了。农历二0一七年八月，是安叔八十岁生日，他说要我一定出去一趟，给他带点猕猴桃，其他什么都不要带。我想安叔心里很孤独，才这样强烈要求我去，再说，我再不去，恐怕以后难以见到他了，便下决心去一趟。我把安叔对我的要求和我的决定对堂哥讲了，堂哥不假思索：“我也去，到我基地摘一百斤猕猴桃带去！”“你基地？你也有基地？”“我有基地！”

原来，我们村被定为扶贫村，从二0一五年开始，得到省城一单位对口扶贫，驻村帮扶队帮助堂哥等全部二十一个贫困户成立了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建立了一百五十亩猕猴桃生产基地。鉴于我们生产队当年占用的瑶人界那片玉米基地是村集体的，如今又成了荒山，猕猴桃生产基地便建在那里。猕猴桃种植已经三年，正值出产高峰期，堂哥估计可出产三万公斤，创收能过三十万元。于是，我重回了那片玉米地。山地还是那片山地，但进山的路变了，公路取代了山路，我坐堂哥的摩托车，十二分钟就到了。

我和堂哥去了海南，与安叔一家幸福欢聚。但我们谁也没有提起当年捉玉米盗贼那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