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是历史上以犯颜进谏、敢于批龙主逆鳞而著称的谏臣。太宗感其诚，对其谏诤之言大多能虚心接受，从而留下了贞观之治君臣相得的千古美谈。

　　一、君臣一体唯存公道

　　魏征很有治国才能，性情耿直无所屈服，很受唐太宗赏识。唐太宗刚当皇帝，就励精图治，多次单独与魏征谈话，询问施政得失。魏征欣喜遇到明君，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唐太宗总是欣然采纳他的意见。唐太宗曾慰劳他说：“卿所陈述劝谏的事，前后共有二百余条，如果不是卿竭诚为国效力，怎么能如此?”…… 唐太宗评价魏征说：“犯颜直谏，匡正我的过失，唯魏征而已”。唐太宗对魏征的这个评价有四层意思：一是魏征忠于国事，忠于皇帝，为了国家利益和皇权的巩固，敢犯颜向皇帝提意见，不怕触犯龙颜，招来杀身之祸；二是李世民虽为一代明君，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有过失，需要谏臣及时指正；三是唐太宗虚怀若谷，能听取不同意见；四是唐太宗非常重视魏征的犯颜直谏。臣子向君主进言，往往最容易招致杀身之祸，进言之难正如韩非在《进言方略》中说的：“君主度量虽正，而君主未必听也，臣下义理虽全，但君主未必用也，稍有不当，小则以为诽谤，大则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信而被谤，忠而见疑，在历史上比比皆是”。魏征能得到唐太宗的信任，是他遇上了明君。

　　一次，唐太宗和魏征谈话。魏征说：“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说：“难道忠臣和良臣还有区别吗”?魏征回答：“稷、契和咎陶就是良臣，而龙逢、比干则是忠臣，良臣能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也获得显赫的尊号，并且子孙相传，福寿无穷。忠臣都不但自己惨遭杀身之祸，也使君主陷于罪恶深重的境地，使自家、国家一同毁灭，只是空得一个忠臣的美名。由此而言，忠臣和良臣相差太远了”。太宗诚恳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奖赏他五百匹绢。 魏征的忠臣良臣论，引经据典，举例佐证，确是精辟至极!魏征的忠臣良臣论与他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魏征先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为巩固太子地位，曾劝太子杀掉李世民，当李建成在玄武门被杀之后，魏征曾直率地对太宗说：“皇太子若以微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用人唯才，不避亲仇。更是看重魏征的刚直不阿，无所畏惧，把魏征收到自己名下。从此魏征成了太宗的重臣。因此我说：“魏征的忠臣良臣论”是从自己的经历中感悟出来的，如果只强调忠臣，魏征本人的经历就不好解释。魏征的忠臣良臣理论，论证符合情理和事实，颇使人折服，振聩发聋。明主之下出良臣，乱主之下出忠臣，乃时势造就。唐太宗对此大加欣赏，且为后世所公认。

　　二、隋亡之鉴

　　魏征研究历朝历代相继败亡的缘故，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他下面这段论隋灭亡的精彩论述值得后世借鉴。

　　往昔隋朝，统一天下，军势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声威远振异域，然而一旦举天下而弃之，天下便为他人所有。难道他隋炀帝不喜欢天下太平安定，不想使国家命运长远，而故意像夏桀那样施行虐政，以走向衰败灭亡吗?就是因为他自恃国家富强，不思虑以后的祸患。驱使天下人以放纵自己的私欲，耗尽天下资财以供自己享用，搜寻天下美女，求取远方珍奇异物，宫殿宝宇务求装饰华丽，楼台亭榭务求建筑巍峨，徭役贪婪，战事不断，对外耀武扬威，内部危机四伏，奸诈邪恶者必定从中获得福禄，忠诚正气之士却不能保全性命。上下相互欺骗，君臣隔阂不通，百姓痛苦不堪，国家分崩离析，于是天下至尊的帝王，死在匹夫之手，子孙灭绝，被天下人耻笑，实在令人痛惜啊!

　　魏征这段精彩论述指出：像隋炀帝这样的暴君，就他的主观愿望，不希望自己国灭身亡。然而事与愿违，历史上败亡相继，其原因就在于行为与愿望相背离。

　　《尚书·商书·太甲下》说：“只有推行德政天下才会大治；不推行德政，天下就会大乱”。作帝王的，为善则治，为恶则乱，故治乱在于效法善或恶。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国君施行仁德政治，天下的人就会衷心拥护，以德服人天下就大治，隋炀帝自恃国家富强贪图身心愉悦，不施仁政，不关心百姓，岂能不灭亡?

　　三、民众如水，可以载舟覆舟

　　臣听说要想树木茂盛，必须使他的根部扎得牢固，要想河水流得长远，必须疏浚他的源头；要使国家安泰，必须积聚德政义行。源头不深怎么能希望河流长远，根部扎得不牢哪有树木的繁茂。德行不崇厚却希望国家大治，臣虽愚钝，也知道不行，更何况贤明圣哲呢。君主掌握国家的重权，在宇宙间为一大，其尊崇与上天一样高峻，应永保福运无疆。如果不想到居安思危，以节俭戒除贪婪，不能使德行聚累崇厚，不能用情理战胜欲望，这也如同砍伐树根而想使它茂盛、阻塞源头而想使河流长远一样。

　　一切帝王，承受上天大命，没有不是深怀忧惧而治绩卓著，功业成而德行衰微的。有良好开端的实在很多，能够贯彻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夺取江山容易守护江山难吗?昔日夺取时力有余，如今守卫却力不足，原因何在?原来深怀忧患时必定竭尽诚心对待下面的人，已经实现志向后就会放纵自己，傲视一切。如果竭尽诚心，那么就会四海结为一家，如果傲视一切，那么至亲骨肉也会视为路人。虽以严刑管束，以威怒震慑，终究也只能免于刑罚而并不感念仁德，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怨愤不在大小，可畏惧的是民众。民众如水，可以载舟，也可覆舟，这是应该十分谨慎的。腐朽的绳索套着奔驰的车辆，这种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

　　民众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一个浅显而又深奥的道理。说其浅显，即使一般人理解这个道理也并不困难；说其深奥，在于如何积德义，如何使其载舟，不是所有的人，即使是睿智的帝王能够完全理解和做到的了。

　　厚积德义，就是要居安思危、戒贪以俭、情胜其欲。作为天地至尊至大的君王或最高统治者，有几个愿意做到，又能够做到呢?所以，历史上乱世多而治世少，这也就是必然的了。

　　水能载舟，是因为舟之待水，竭诚一体，不放纵自己，不傲视下民。这在开创基业时深怀忧惧，往往容易做到。而一旦江山在手，君临天下，不再有往昔的竭诚忧患，就放纵自己，为所欲为，激怒了民众之水，能不覆舟吗?所以，创业难，守业更难，慎终如始，就能够避免覆舟的祸患吧。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孔子的理论。魏征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和发挥，是他亲历了隋末的天下大乱，目睹了隋炀帝的灭亡，从中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纵观历史，夏桀失民而商汤推翻之；商纣无道，武王伐之；秦政残暴而陈胜、吴广起义；汉桓、灵二帝昏聩而黄巾暴动；隋炀帝置民于水火而烽烟四起；唐末昏君无道黄巢揭竿而起；宋徽宗昏腐而有靖康之变；明末皇帝昏庸太监专权而李自成夺取京城，等等，这些无不是水亦覆舟的深刻的历史教训。

　　1949年3月，毛泽东从西北坡进京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这次是进京赶考。我们不要做李自成。不要被退回来”。毛主席的话，犹如一阵惊雷，令人振聋发聩。毛主席在总结了历史教训后，向全党全军发出的警告——千万不能重蹈“水亦覆舟”的复辙。

　　四、有善始之勤 难有克终之美

　　自从实行帝王正道，天下美好清明，至今己有十余年，皇朝声威远播海外，万国前来朝贡，土地日益宽广，然而道德却没有更加崇厚，仁义也不见一天天广博，原因何在?就在于陛下还没有完全以诚意和信任对待臣下，虽然开始时十分勤奋，却不见坚持到底的美德，所以会这样是逐渐形成的，而非一朝一夕的原故。

　　过去在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善言就为之惊叹，乃至五、六年间仍以听谏为乐。但从此之后逐渐嫌恶直言，虽有勉强接受，不时加以容忍，但已不再有往日的豁达大度了。正义直言的大臣，慢慢开始回避陛下；阿谀媚宠的小人却大肆施展巧辩的伎俩，彼此同心的大臣被指为朋党，揭短告密者被说成大功无私，坚硬鲠直者被说成专权，忠诚正直者被诬为诽谤。被指为朋党的大臣，虽忠诚守信义仍受到猜疑；被说成大公无私的小人，虽伪善虚假也不受责罚；坚硬鲠直者畏惧擅权的非议，忠厚正直者担心诽谤的罪名，以至猜疑成风，谣言惑众，正义的人不能畅所欲言，大臣中没有人敢于争辩。盅惑视听、阻塞正道，妨碍教化，亏损道德，不正是如此吗?孔子之所以厌恶以巧言善辩颠覆国家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唐太宗虽然以善于纳谏，从善如流著称，其实他的这一光辉形象主要是表现在贞观前期。随着贞观治绩的逐渐辉煌，唐太宗在许多方面己经改变了初期行事的作风，在施政上也变得越来越独断、自负。从魏征这段谏诤太宗的上书中，便可窥见一斑。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君主渐恶直言，阿谀媚宠的小人便大肆施展巧辩的伎俩，盅惑视听，阻塞正道，国家颠覆就不只是危言耸听了。

　　不过太宗终究是太宗，见到措辞如此尖锐的批评，仍下诏嘉美，愿意接受魏征这篇诤谏书，如果遇到隋炀帝或其他昏君，魏征恐怕就要落得身首异处了。如此言词激烈的谏书，在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中也是寥寥无几。对皇帝提出如此严厉的批评，这需要何等的胆识!何等的勇气!这正是魏征之所以为魏征也。

　　五、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贞观二年，唐太宗与魏征对话时问道：“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以得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诚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也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则以上通也”。唐太宗认为说得非常对。

　　毛泽东对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观点非常赞赏。他在《矛盾论》中写道：“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言下之意，封建社会的人尚且懂得在听取不同意见的基础上议事决策，何况受到新的世界观引导的现代人呢?中国历史上的宰相众多，但魏征可能是毛泽东心目中最为称职的一代名相。在他看来，魏征精通文史、长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对唐太宗经常以历史上的正反两面的史例说理劝谏，并总结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样凝练精辟的名言，这确是魏征的高明。

　　六、以人为镜 明乎得失

　　唐太宗曾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时常保有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征去世，朕失去了一面镜子呀。魏征去世后，朕派人去他家，在他书写的函件中得到一纸表文，刚刚写了草稿，字迹都很难辩认，只有前面几行可以看得清楚些。上面说：‘天下的事，有善有恶，任用善者国家就会平安，任用恶人国家就会动乱；公卿之间，陛下对他们的感情有爱有憎，对于憎恶的，只看到恶的一面，对于钟爱的，只看到善的一面。在爱憎之间，应当十分谨慎。如果陛下能做到对于爱的知道恶的一面，对于憎的知道善的一面，去除邪恶毫不迟疑，任用贤能不加猜疑，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了’。魏征遗留表文的内容就是这些。然而在朕看来，仍恐怕不免要犯魏征所说的过错，公卿侍臣可以把表文书写在朝笏(一种竹板，上朝时必手握朝笏)上，知道朕有过失一定要劝谏”。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何以知过?这就需要比较借鉴。何以为鉴?唐太宗总结出“三面镜子”的经验之谈，不过，这三面镜子是人人都乐意使用的。其中尤其“以人为镜”最难。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敢于面对“人镜”直言无隐，咄咄逼人的批评，这需要有理智、勇气和大度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