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恒，名承楠，字南富，号子政，清代新化(今游家镇春田村)人。四川提督。

　　李有恒的父亲李伦文，熟读四书五经，性格开朗，是本地开明绅士，家产富裕，为当地名门首户。伦文生三子，有恒排行第二。长子承明字车富，号子照，太学生，诰授朝议大夫。三子承冀，名岳恒，字星富，号子麓，北平太学生，诰授中宪大夫，钦命四川候补班。

　　李有恒生性刚强，为人正直，薄文好武，胆识过人，曾随名师学艺，练就一身过硬的拳脚功夫，喜欢和社会名流广交朋友。他好读兵书，曾一举应试为武秀才，十八岁时毅然从军。因骁勇善战，屡建战功，朝廷授予一级军功。同治四年(1865)被提升为贵州威宁镇总兵，光绪元年(1875)因战功显赫而受到朝廷重用，被提升为四川提督，光绪皇帝御封为建威将军，亲赐御剑加赏，并令统领虎威宝营，全军劲勇巴图鲁，朝廷赏赐骑车尉。在转战中，军功又加一级，以示奖赏。

　　1985年四川省自贡市上演了由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和南国合写的川剧《巴山秀才》，之后全国不少剧团移植演出，中央电视台也予以转播，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该剧取材于近代史上震惊朝野的“东乡惨案”：

　　光绪二年，四川东乡(今宣汉县)遭严重旱灾，灾民围衙请愿，要求免捐减税，开仓放粮，知县孙定阳为掩盖自己趁灾打动，吞没救济粮，加派斗米捐的罪责，向成都谎报东乡民变。护理四川总督文恪草菅人命，下达“剿办”札子，派提督李有恒讨伐东乡，三千灾民惨遭杀害。幸存者多次告状无果，时逢朝廷大员张之洞入川主持科举考试，一群东乡秀才趁机在试卷上书写冤状，震动朝延，慈禧下诏查办。文恪在情急之中采纳幕僚毒计，补写“抚办”札子，换回“剿办”札子。李有恒因此代人受过被杀，而总督、知县等始作俑者则逍遥法外。

　　此案真相披露后，京城文武官员反响强烈，光绪皇帝被迫下旨调查，证实确属冤案，予以甄别平反，御封李妻诰命一品夫人，将李有恒的灵柩从四川成都护送至湖南新化，拨款在其故里春田村建“忠鹄堂”，将皇上御赐的“建威将军”金匾悬挂于堂前。

　　                                    ——《历史名人与娄底》第561-562 页

　　                                                                             悲情“忠鹄堂”

　　                                                                        ——记清提督李有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巴蜀鬼才”魏明伦曾编写了一川剧《巴山奇冤》，故事的梗概是：

　　清朝晚年，四川巴山县遭大旱，民不聊生，饥民围衙请愿，要求知县开仓放粮，知县为掩盖其吞没公粮的罪行，竟谎报巴山民变，总督不察虚实，下札剿办，提督李有恒率兵剿杀，三千饥民死于非命，其中一秀才侥幸脱逃，奔往成都，向总督面陈巴山冤情，险遭不测。后值张之洞入川主考，秀才趁考试机会，在考卷上大书巴山冤状。张之洞回京直奏皇太后，皇太后派钦差入川督办，知县为了保住其性命，向总督献策，将“剿办”札子偷换为“抚办”札子，诿过于提督李有恒。在钦差会审公堂，知县称他报的确系灾情，总督则说他下的“札子”是“抚办”，提督李有恒不知中计，亮札对质时，才发觉札子变了，钦差下令斩提督、知县，假革总督，并传太后旨意，赐秀才为告状状元，赏御酒，岂料酒中早已下毒，秀才饮后身亡……

　　此戏剧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上映后影响巨大。直至今日，该剧在四川依然盛演不衰。

　　(一)

　　时光悄然流逝，转眼进入了九十年代。

　　某年，某月，一个记不确切的日子，湖南新化县西河镇象鼻山后的一清代古墓被盗了。霎时，各种流言布散四方，周遭数十里地方的人群笼聚，议论纷纷。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一座怎样的墓被掘，竟会引起人们的如此关注?

　　多年后，我揣着满腹的疑惑，来到了墓主的家乡——游家镇一个小名叫春田的地方。去的那天阴雨连绵，满路泥泞，步履难行，沿途打听，方找寻到一座早已颓败不堪的院宅，蒙蒙的雨丝缀成点滴，沿着失修的瓦椽滑落，潮湿、阴晦，看不出也不觉得往日的辉煌与荣光。诺光的院落，寂廖，清冷，空无一人。伫立阶前，只见牌头上淡淡墨痕中“田园乐处”四字、依稀可辨。大门两侧有一石联，联云：“圣代即今多雨露，众山罗列似儿孙”，亦久已漫漶斑驳。正寻思诗联中的意味，一老人踽踽而过，忙上前打听，老人指了指旁边的一间厢房，叩开门，一股呛人的烟雾扑鼻而来，但见满屋的男女围坐在一起，博赌一种乡下常见的纸牌。说明来意，其中一老者上楼翻找出一沓润润的族谱。匆匆查阅，匆匆摘抄，匆匆离去。

　　倒是屋外一青年，几番热情，悄声告诉我此院宅为“忠鹄堂”，即清提督李有恒将军的府第，且绘声绘色的向我讲叙了将军的坟墓被盗的传奇故事：

　　盗墓者是冲着一颗金头去的。据说当年墓主问斩后，皇上顿起怜悯之情，嘱人给其镶了一颗金头，将军得以完尸归葬乡梓。墓中是否真有金头，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其中一插曲，倒是引出许多的羡慕。在发现墓坟被盗掘的当天，整个山头围观的村民人山人海，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人群都四下散去，最后一离开的人无意用雨伞捅盗墓掘出的一双靴子，结果捅出了“一篓金”——此人大发了一笔，有人说靴子里藏有许多财宝，有人说靴子本身就很值钱。

　　(二)

　　新化，地处蛮荒，清中以前，鲜有人物，自太平军兴，湘军崛起，邑人入伍从军，也就成为科举仕途外一种新的出身途径，偶尔翻阅清人笔记，始知新化在清同光年间有一提督李有恒，因东乡惨案，名闻于世，实乃悲剧人物。

　　李有恒，谱名承楠，字南富，号子政，湖南省新化县游家镇春田村人。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诰授振威将军，统领虎威宝营全军劲勇，赏穿黄马褂，赏戴花翎。其“督兵廿余载，转战数省，无役不从”，为塔齐布，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等赏识。卒于光绪六年(1880年)，年49岁。其人即《巴山奇冤》一剧中的提督“李有恒”原型，有关李有恒生平的资料已不甚详备，只有谱牒及清代著名诗人、书画家顾复初撰书的《清故提督李君墓志铭》中尚有零星记载。在这里我且还原“巴山奇冤”的本相。

　　光绪元年(1875年)，四川东乡县(今宜汉县)因连年大旱，饥馁之民为苛征所逼，民情浮动，乡民聚诸官府，要求减征。东乡知县孙定扬以乡民围攻官府，谋图造反，再三请兵镇压。当时东乡地处大巴山南麓，属于川、陕、鄂三省交界边陲，地瘠民贫，历为白莲教活动地区，由于地理及历史原因，“其民习于强狠”，激易生变，加之知县孙定扬接连札报，川督吴棠主张示以军威，急调时驻叙永防次的李有恒部驰东乡督办。接着文恪护督，又六百里照会(注：传递公文，日600里，调情况紧急)，以东乡近军屡滋祸患，亟宜“痛加剿办，以清乱源”。于是，提督李有恒奉檄率兵展开清剿，死民众400余人，官兵亦有伤亡，是为震惊朝野的“东乡惨案”。

　　此案发生后，舆论轰动，东乡人北上京控，以御史吴镇等为首的四十七位川籍京官联衔奏劾。虽然文恪怕牵连自己，一再为李有恒辨疏解脱，终众愤难平，部令除给予文恪以申诉外，令将李有恒下狱候查，讯明治罪。

　　光绪四年春，北方数省灾情严重，清廷下诏求直言，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连上数疏，要重新审理东乡一案。疏中主要是清杀提督李有恒，以谢川民。第二年，清政府派钦差恩承、童华前往复查。复查结果，并无大的更动，只是重复清廷光绪三年的判处意见。

　　“东乡案”最终因张之洞的介入发生逆转。案发时，张之洞正在四川任学政一职，他到东乡县所在的绥定府主持考试的时候，秀才们在试卷里书诉“东乡血案”，张之洞对此事件有一定的了解。光绪五年张之洞调回北京任职，几个月后连上数道奏折，详陈案件发生的原因，申明判处的不公。由于张之洞的据实直陈以及原两江总督李宗羲的奉令直奏。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刑部以“闹粮仇斗、并非叛逆，众寨民并非叛党”，已革知县孙定扬，提督李有恒“诬叛妄杀”，处“斩监候，秋后处决。”当时的护理总督文恪，现任总督丁宝祯，“并坐夺职”，其他与此案有关的数十名文武官员，皆处以革职，流放或充军。

　　(三)

　　东乡一案，李有恒奉檄行事，无法自行主张，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由此他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其结果不可谓不惨痛。因此，当时在蜀的的士人们对李有恒的悯惜之情常常流露于他们的文字中，举其中一例，如清代著名词人况周颐在《眉庐丛话》中曾有详细记载，摘要如下：

　　……(前略)朝廷令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查办。有人替李有恒忧心，李有恒说：“吾固遵宪檄办理，吾何患焉”。陕西人田秀栗是李有恒的换帖兄弟，当时任成都令，受总督文恪的托请，欲换取先前的檄文，卸责于李有恒，于是准备了同样一份檄文，唯“痛加剿洗”改为“相机剿抚”。李有恒心中坦直，重兄弟感情，对田秀栗的来访没有任何的防备，以至让其得逞，把檄文恪换了去，等“有恒觉察，则已痛悔无及矣”。不久，李有恒果被处斩。田秀栗因偷换檄文有功，得到了升迁。有一天，田秀栗“送客至门，忽神色惨变，自言见有恒来索命”，不一会，便暴病身亡。这件事情“凡宦蜀者能言之”。田秀栗昧着良心陷害自己的换帖兄弟，“儿彘耳，乌足责”，只可惜文恪好歹也是一个有声望的人，竟也干出这种为人所不耻的事情来，并且“赏恶劝奸，升擢秀栗”，不知其心可有愧疚否?

　　不难理解，后来有人针对《巴山奇冤》，编撰了《辩冤记》，剧中主角李有恒，以清官的面目出现，他首先抵制“剿舅”，后来却被上司抛出替罪，灾民不服，上堂替其辩冤……

　　在李有恒收监待罪的前后，“其一兄一弟皆以积劳殁于国”，而他年逾七旬的母亲千里迢迢奔赴京城，替自己的儿子鸣冤叫屈。于此情此景，清代著名红学家孙桐生悼念李有恒的挽联最为真切感人，联云：

　　“鸟尽叹弓藏，想当年勒鼎摩崖，讵料竟成三字狱；桃僵悲李代，忆往日指囷赠策，那堪同断九回肠。”

　　也许是“圣主当必恻然容有以宽”，李有恒就法刑场后不久，其妻其母皆封为一品夫人，朝廷或以此籍慰和补偿，但逝者已矣，此举又何必。尤有可悲者，李有恒之子祖章后任贵州兴义知府，喜收藏，善书法、篆刻，有政声，却因东乡一案，川贵相邻，他甚至不能明署自己的籍贯，惟以“高平”代之，以至其名湮没，邑人已无人知晓。

　　东乡事件间的是非曲直，至今尚有不甚明了之处，提督李有恒一生的功过是非，也永远是空山幻景，云遮雾障。东乡血案之痛，恐怕一时难以从川人心中拂去，而李有恒命殒巴蜀，又何尝不是湘人之痛，犹如新化记忆里的一道深深的痂痕。

　　(四)

　　想起去拜谒李有恒将军墓的时候，是在一个深春的季节了。当时，百草丰茂，百虫繁衍，墓坟全淹没在灌木丛中，拔开杂草，清出一条路，但见墓地里孤零零地斜躺着一石碑，石碑上的蜘蛛虫蚁往来熙攘，碌碌经营，那里已是它们的一片天地。一人置身于此，倍感凄清。好在墓前不远处有一农家，我不时去借水闲聊，正逢主人宴客，主人热情留饭，甚是殷勤。

　　拓完碑，整理行囊，已是夕阳西斜。下山数十步，路经一小学，落日余晖中瞥见学校内一新刊刻的石碑，碑文中有句云：“……地处象鼻山前，万源桥畔，前寨拥峰峦分来一脉，后塘汇溪水流出千支。真乃山青水秀，人杰地灵”。

　　——山青水秀，人杰地灵。

　　我默默吟诵着，心中不禁涌出几许惆怅。

　　                                           ——《新化印象》2010年第6期陈中林撰文

　　全案结局 发人深思

　　五个月后，光绪五年十月初十，刑部遵旨将东乡冤案昭雪平反，宣布如下判决：

　　袁廷蛟“引贼劫掠，罪犯应斩。惟衅起闹粮仇斗，并非叛逆，众寨民自非叛党；”

　　已革知县孙定扬，已革提督李有恒，均着斩监，候秋后处决。

　　张裕康、冉正杓怂恿发兵，造成惨案，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准释回；

　　刘道宗、王昭南、雷玉春纵军杀掠，发往黑龙江充苦差。

　　李开邦、吴芳体，向若璠发极足四千里充军，永不准释回；

　　知府王元晋、知县周翰襄办此事，始终此案，始终因循，不行据实禀覆，实属溺职，职行革职。

　　不仅如此，对文恪、丁宝桢等大员均有惩罚：“护督文恪……曾有痛加洗剿一语”，且既经总兵谢思友禀报，查无叛逆情形，文恪并不饬令会办，仍行撤回省，实属办理粗率。总督丁拟罪轻重，曾面论两司，将原详词内‘轻害民命’等语删去，迨经覆查，又不悉心斟酌，实属始终偏执。……均着交部，分别议处。”

　　……

　　这时，袁廷蛟及其子能柏，均已解押回省，囚于成都狱中。据上谕，对袁廷蛟只有“罪犯应斩”一语，但紧接原情说明“并非叛逆”，始终未对袁廷蛟下判决，并不说明立决还是监候。但丁宝桢恐其翻供，或幸而遇赦减等，遂于光绪五年十一月，在狱中暗杀廷姣并鸩死能柏，捏称廷蛟同能柏均于狱中瘐死，达到杀人灭口，挖根断苗的目的。

　　光绪六年秋，李有恒，孙定扬处决，民心大快，其余充军，流放诸犯，均未认真执行；或逃匿在外，或隐匿家中诈死埋名，官府亦装聋作哑，并不追问。

　　只是在处决李有恒的时候，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原来，李有恒仗恃自己奉有文恪的札子——“剿办”公文，若问罪下来，文恪亦得担当责任。他又了解到丁宝桢，文恪对调，彼此回护的利害关系内情，所以并不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还叫他母亲上京控告李宗羲，进行反抗。

　　光绪五年十月，上谕发到成都，丁宝桢以李有恒握有文恪札子，甚感为难。正踌躇间，成都知县田子秩求见，言彼有良策。

　　原来田子秩系李有恒好友，这会儿为了个人前途，也顾不得什么朋友义气了，乃密访李有恒，求札一观，见果系“剿办”札子，就将预先准备好的“查办”札子摸出来，趁李有才不注意，暗中“掉包”，偷偷换了。李有恒不觉，遂遭大辟，而文恪得免于置议。

　　东乡民变从道光元年，袁廷蛟率众清粮帐起，历时五载，死伤数千人，波及到从普通百姓到封疆大吏等各色人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冤案。虽然后来名议上昭雪平反了，但是袁廷蛟仍被杀死，文恪、丁宝桢、王元晋、张裕康等，均未得到应有的处罚，仅杀了一个李有恒，只不够是弃车保帅，稍泄民愤而已!这是由于清廷“君臣上下含糊不明，欲以保此官民尊卑之分，以遂其居尊养厚之欲。”

　　                             ——《祖国的四川丛书·东乡血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76页